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营造喜迎党的二十大浓厚氛围，我院开设《回望》专栏，通过回顾历史，谨记“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抢抓机遇、应对挑战、破解难题，扎实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1925年1月的上海，元旦刚过，寒风呼啸，冬天的第一场雪仍未消融。临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的虹口东宝兴路上，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
听说话口音，南腔北调。看相貌打扮，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一个高鼻梁的外国人。这些异乡来客陆续拐进一条逼仄的石库门弄堂，上到二楼一个摆着大桌子和小黑板的房间中。
屋中的桌上搁着一些英文讲义，黑板上写着英文单词，看起来只是上海滩上一间普普通通的外国语学社。没人想得到，这个看似小小的英文补习班，竟是成立三年多的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正是这些风尘仆仆的异乡来客，他们是由全国994名中共党员推选的20位正式代表。那位外国人，就是曾在早期指导过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
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他虽然只有46岁，但是从党成立起就担任领袖，被党员们私下称为“老头子”。
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共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所以未经选举便直接参会，并且当选中央宣传部主任。
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带来了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这次会议上，博学多才的瞿秋白第一次当选中央局委员。这是一股年轻的力量，除了46岁的陈独秀，其他与会者几乎都是20多岁的青年：意志坚强的蔡和森，气质儒雅的瞿秋白，不苟言笑的李维汉，风度翩翩的周恩来，还有工运领袖汪寿华、陈谭秋、李立三、项英……
这次酝酿已久的大会，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犹如当时严寒冬日的肃静。在“四大”结束十天后彭述之给旅莫支部的信中，曾这样说：“此次大会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国民党的一些右派分子发表不实言论污蔑共产党人。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回答革命形势提出的新问题，1925年，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中共四大诞生了一系列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在内的不平凡的决议案，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又被誉为“顶天立地,力量之源”。
“顶天立地”中的这个“天”指的就是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的变更。中共二大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称谓是“委员长”。中共四大将其改称为“总书记”，并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而这个“地”指的就是党的支部建设。大会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
“力量之源”指的则是这次代表大会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理论的基本框架。会议通过的11份议决案和会议文件，用“系列配套文件”的形式，把我们“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立场和思想记录了下来。会议制定了党领导包括工、农、青、妇等各项群众运动的方针政策，提出吸收工、农等先进分子入党等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和计划，开启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革命群众运动新浪潮。
这些在上海虹口石库门弄堂里孕育的观点和主张，不仅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构筑了党群众路线和组织建设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四大以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